雕刻时光（13）华章灿烂忆梁斌

雕刻时光（13）华章灿烂忆梁斌

坐在太原开往保定的动车上，我和王建池老兄带着晋南采风的疲倦，就开始盘算着去即将开馆的“梁斌黄胄纪念馆”，有门券最好，没有至少也淘它一张请柬之类的物件，留作纪念，因为今年是作家梁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梁斌（1914——1996年），原名梁维周，保定地区蠡县梁庄人。1930年考入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学校。1932年参加了该校开展的驱逐反动校长、反对国民党镇压抗日活动的“七.六”学潮。同年家乡发生了“高蠡暴动”，对他影响很大，为后来创作《红旗谱》、《播火记》打下了基础。1945年，任蠡县县委宣传部长，次年任县委副书记。1948年随大军南下，后任湖北襄樊地委宣传部长。1952年任《武汉日报》社长。1953年开始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创作。1954年调北京任中央文学讲习所支部书记。1955年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1957年《红旗谱》出版，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式作品，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并被多次改编为话剧、电影，并被翻译成外文。该书从出版到1978年第四次再版，印数达500万册，成为纯文学文坛上少有的现象。堪称古城保定人的骄傲。

                         （梁斌先生在作画）          （1990年3月北京第22次印刷的《红旗谱》封面，                                                  郭沫若题字，黄胄先生作于1961年1月的《胜利归来》画作）

梁斌先生是从战争烽火中走出来的人，经历丰厚，创作激情每每撞击胸怀。梁斌的创作状态异乎寻常，他完全沉浸在《红旗谱》中，不谙世事，每天伏案疾书十多个小时。梁斌曾这样描述：“我的创作欲，灵感升到高潮，欲罢不能。黎明起床，略作洗漱，即开始写作。早餐时间已到，我还没写完一个节目，当我写完一个段落，饭时已过，午餐晚餐莫不如此。有时写着写着，想起来我还未吃饭，其实两顿饭已经过去了……”

梁斌夫人散帼英回忆丈夫创作《红旗谱》时的日子说：“他就像傻了一样，送饭就吃，不送就饿着。不跟人说话，别人说话也不听，但提起《红旗谱》中的人物时，他马上眉飞色舞起来。写作之后，他脑子仍处在亢奋状态静不下来，除了失眠还是失眠。”那时候，他除了《红旗谱》，什么也没有。夏天和人聊完天，总忘拿扇子，一个夏天丢了100多把扇子。保定的夏天酷热难耐，梁斌写作的地方没有避暑降温的设施，低头写作，汗滴常会打湿稿纸。为此，梁斌想出了一个“湿被单降温法”。他把被单沾上凉水，挂在屋中，再打一盆凉水，泡上一块毛巾，实在热了，就用冷毛巾擦头、擦洗身上；还热，索性把凉水盆搁在桌下，把两脚放在凉水里。

《红旗谱》的人物，几乎个个都有生活原型。想到那些与自己生死共患难的同学、战友和农民兄弟，梁斌常常潸然泪下。有一次，梁斌写到朱老忠济南探监，隔着铁窗见到运涛的情节，禁不住失声痛哭。

为写《红旗谱》，梁斌还曾“三辞官”：第一次是辞武汉日报社长一职；第二次是辞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支部书记一职；第三次是辞天津市副市长之位。梁斌辞官的初衷只有一句话：不写好《红旗谱》，无颜见江东父老。

四十三年前，当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从住在保定文联家属院的同学手中，借到了《红旗谱》一书，就着日光和手电筒，仔细的阅读了梁斌先生的大作。穿越时空，跟随作家细腻的语言，在保定“红二师”和冀中平原穿行，朱老忠、严志和、江涛、运涛以及冯老兰、冯贵堂等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呈现在眼前，使我从心里钦佩梁斌先生的文学天赋和高超的艺术魅力，吸引我走向文学写作的道路。

我家当时就住在“红二师”一河之隔的公园路。当时，该校在河边没有围墙，上学路上，我踩在府河中放置的青石块，很容易就来到了“七.六烈士纪念亭”下。我拿出一块雨布，放在沾满露珠的青草上，掏出书包里的纸和笔，就忘情的写起来，什么散文、诗歌、相声，文思泉涌，总是刹不住笔。

几年的练笔，有了一些长进。每当语文课，老师常把我的作文范文朗诵。期末考试时，要求800字的作文，我往往写上两篇，还意犹未尽。后来，参军提干、转业到地方，那时练就的文字功夫派上了大用场。如今，闲赋在家，喜欢收藏，总爱摆弄文字，否则心里就空落落的。

虽然我从未和梁斌先生谋面，但他令我着迷，他老人家的作品影响了我一生。

今年3月29日，是梁斌先生这位令人骄傲的潴龙河之子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敬重他，怀念他。

我们怀念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朽的鸿篇巨制，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随着岁月的流逝更会显示出其应有的价值。“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是的，华章依旧灿烂。

甲午年六月草于府河岸边

【编辑：张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