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的集券工程

 我是从1982年开始集券的。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走了江南和北京等地，旅游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这时多数地方没有门券，北京景点比皆是，而江南各地也是屈指可数。故直到1985年同诸张林通信时，手中只有120枚门券。在我看来，这120枚门券得来谈何容易，不仅走了祖国众多名胜古迹，还包括1982年前我存留的参观演出、体育比赛、纪念券、节日活动等门券。用现在的眼光看，120枚券无足轻重，参加一次交流活动获券也不止此数；可历史地看，这120枚券是我手中的“老井岗”，也是我的骄傲！

（一）

这20多年的集券之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过来的。是改革大潮边缘的一滴水，蹦蹦跳跳地淌过20多个春秋，在人的一生中不算长也不算短，如果活到80岁，它占去了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时光流程中，没有变成蒸汽蒸发上天，没有被泥土吞进去作营养，已属难能可贵。我依然是一滴水，我的本事是紧紧依附着大潮，一步也不能离开大潮，这是20年来我最深刻的体会。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路，拐了三个塆子，走了三大步，有三点体会。现在先说“三个塆子”。

第一个塆子——1982-1992年，这个时期我还在工作，靠业余时间搞点交流，交流面不大，速度也不快，数量也不大，可称为初始缓慢期。这个时期，先后同我交流的只有四、五十人，集券总量8000枚。我发现，初期同我交流的数十人中，到目前除一两人保持交往外，其余都先后半途中止，而且都是对方主动中止的。其原因是我的地利条件不如人，一个偏僻，封闭的老工业中等城市，能有多少“油水”，中止同我交往交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不是走出了自己的路。初始阶段，我十年在摸索中能集券8000枚，已自感满意了。

第二个塆子——1992-1996年，这四年是我集券的大发展时期。我在为自贡市劳动局编撰劳动志的任务完成后，就全身心投入集券方面来。这时我发现我前十年集券是远远落后于早期起步的同行了。我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利的情况下，对自身情况作了详尽分析，制定详尽对策和奋斗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干，化被动为主动。经过1992-1993年一年的调整，1994年我收藏达到历史最高峰，这一年集券达到4000枚，1994年再接再励，集券量仍保持3000枚左右，到1996年仅四年时间集券总量又完成一个8000枚，相当于前十年的总和。这个时期，我在精力、时间和经济上作了最大投入，虽苦一点，开销大一点，但收藏是满意的、值得的。

第三个塆子——1996年以来，这是我集券史上的稳步发展期。这七年以来，集券速度显然放慢了，已不再像高峰期那时的玩命冲刺了，仅仅保持年增1200-1500枚之间的速度发展。把主要精力逐步移到办好《夕阳红》门券民刊和理论研究上来，这是我最重要的转折。应该说，我转折得比较及时，从1994年着手写论文，但真正花大力气是从1996年以后。这种研究，在券界产生了良好的反映，我是尽到努力了。

（二）

再说三大步所留下的三个“脚印”。

第一，集券总量达到2.7万枚，平均年集券量1350枚。这个水平在全国券界是第一集团军靠后。像我这样的地利条件，没有出奇地创造和努力（人力和财力）达到现有集券数量是很难很难的。由于诸多因素（如前十年的时间因素、经济因素和地利因素），我的集券量未到券界第一集团军靠前成就，留下了我终身遗憾，但无悔恨，因为我已经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了。这里要郑重说明的是，我集券是属于全集型，标准是“入门凭证”，凡能“入门”的券来者不误。

这是我的弱点（在单纯质量方面），也是我的强点（在专题类门券沉淀下来，我估计在我手中流进流出的总券量是十万枚左右。

第二，分类整理和专题创作有显效。

我搞分类是按国家文物法分类原则进行的，三大目（人文、自然、人文和自然）、40多个子目。1992年以前，我手中沉淀下来8000枚券，就按此分类法进行检索，整理（贴在标准片上）、装订成40册，自制的精装册（牛皮纸硬壳），这套册子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

我从1991年起才着手专题创作的。12年来，共完成专题130部，其中有独到创意的也只有30%许，40部左右，如《三个代表》、《血与火——红》《地方名片》《震撼世界》《门券流派》《成语门券》《门券制作史》《门券赏析》《别调》《彩云》《朦胧美》《岁寒三友》《别样》《共和风云》《世外桃源》《江山多娇》（10部）《祖国颂》（三部曲）《红旗颂》（三部曲）等。专题有命题（标题）、前言，少数有简介、后语，如展出还加作者简介、生活照才是完整的。我的专题可分三种类型：一种是“图片型”，即门券加标题、前言，中间无文字；二种是“注释型”，即门券喑穿插有标语、口号式的简洁文字；三种“文图型”，即以文字为主轴，引出门券。我的专题，立意创新，在命题、前言和组合内涵上下功夫，力求做到“人有我无，人无我有”。如“百基”“四十佳”等我就不搞。在用券上，尽可能地让“时券”大显身手，因为券界多数人对时券不屑一顾；而我反其道而行，别有情趣。

第三，理论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在理论研究上，有人视为禁区，大声疾呼，你们不是专家学者，不要妄加评论。可我这个人素有自不量力的陋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十余年来，撰写微论200余篇，有八篇见《收藏》、《商报》、《收藏论坛》等书刊发表，较有影响。2001年初内部出版了《门券收藏散论》，“续集”已有眉目，限于经济原因，无力出版，但最终是要出版的。在我有生之年，在门券收藏理论研究方面，不敢说开创，也不敢说成功，只求有所突破，有所贡献。我研究门券收藏理论的特点是：关注热点，突破冷点，独立见解，面面俱到。

（三）

取得任何成就都要付出代价，这是不言而喻的。付出——成就——经验，这是认识论。20年的集券实践，如果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的话，使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三点：

（1）投入或付出是第一位的，根本性的基点。所谓投入或付出，即精力、时间和金钱。我有一句名言：小投小成，中投中成，大投大成，不投不成。这些年来，我是苦心研究，把一切能挤出的时间都用上，把一切能节俭下来的钱都投入到集券上来，可以说全身心地艰苦劳动、苦心经营才换得了我所说的阶段性成果。不说办刊、购券、邮资这些小支出，就四下江南、两上北国、五游巴蜀所作的花费也是数以万计。我虽是一名离休中层干部，但工资收入并不高，用南方某一位集友的话说，我的全部收入只够他吃早点。可我靠勤节约来的资金投入集券，对于没有忍受艰苦朴素能耐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我却习以为常。我追求的原则，精神上高标准，生活上低水平。是不是仅有金钱投入就大成呢？否！我说的投入，是精力、时间和金钱缺一不可，三者是辨证的统一。

   （2）真诚的交友交流是成功的桥梁。十几年来（从1985年通讯开始）同我有交往的集友，可以断言是数以百计。这数以百计的集友中，有的通讯两次，我就敬鬼而远之（为“五不来”发明家、至极限的工程师）；有的通讯一段时间，看我无“油水”而主动同我断交，有的因来稿（纯旅游稿或过于平庸者）未被采用而呕气不交往者，可以说新老更替不断，但最终仍保持有数十人的交往。这交往过的人中，我分成三种情形，我称之为集友、朋友和挚友（社会称挚友为好友）。所谓挚友是知已、知心、知音。我在同挚友的交往交流中获益匪浅，不是有些人那样的斤斤计较，耍小聪明，而是推心置腹，无私支援。我对好几位挚友一直慷慨赠券赠刊，未得对方任何回报也从来没有计较；相反的，一些好友对我的慷慨支援也是同样的。我们之间视这种友谊比集券本身更为珍贵。“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虽好，需绿叶扶持”，这种帮扶紧紧维系着情感、精神、使双方、多方都深深感受“支持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实际上是共铸一条集券的高速通道。

（3）勤奋学习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根本点是勤奋学习。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日之富强，还是学来的。现在很多省、市、地区都提倡学习型。应该说，任何事情都如此，门券收藏也不例外。有惰性的人应该学习，老年和学历高的人也应该学习。向书报学习，向民刊学习，向集友学习，学习多学科知识，学习集券知识。只有知识型、学习型、研究型，才能真正的成熟。医学上认为，勤动脑的人，可以延缓老年痴症，就像锻练身体有利健康是一个道理。我们置身于门券收藏界，都希望此项收藏提高档次，搞出水平，作出奉献。既然如此，那靠什么？一靠勤奋学习、二靠勤奋学习，三还是靠勤奋学习。只有靠人，靠自己，提高我们的整体素质，我们的活动才能上台阶、出水平、升档次。不学习，思想不解放，因袭守相，哪来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民族腾飞的新时代，我们无所作为，研究出新东西来，社会理所当然对我们不屑一顾。我自己虽已年逾古稀，但我学习上一直是勤奋刻苦的。我离休后除以优异成绩读完三所函授大不外，还自学多门学科知识，如新闻学、美学、摄影学、哲学、逻辑学、历史、地理、绘画、文艺等等。走路都在看书，在自贡老一辈领导人中都熟知我这种习惯。我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一种大大的乐趣，岂止是乐趣，是一种营养、提升，书能把人变成金。当然，我很想做学问家，但职业不允许，也想做藏书家，但工资微薄，但夹在两者缝隙里，还是沾了一点气息。

概括起来说，这20多年来，我在门券收藏方面，转了三个塆子，走了三大步，有三点体会。愿以此奉献给大家，奉献给后来者。水平有限，同行教正。

——选自李克定《门券收藏散论》（续集）

【编辑：王建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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