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国门券收藏的萌芽期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填补1986年前门券收藏史空白的文章，苦于无资料，至迟迟未能动笔。在撰写《年鉴》涉及这段历史时，我是凭感性知识写的。观点没有错，但比较空。现在好了，诸张林先生复印了“旅游门券收藏爱好者情况登记表”一套共46份，他说这是“黄埔一期”资料。对于这一套资料每个人所填内容的真实性，我无法考证，不敢说当时填写的情况绝无虚假成份。但也不能说都是虚假，至低程度可以说有相当程度的可靠性，现将46人的登记表内容简索于后：

以上均按原编号顺序

从46份登记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86年前，即1980-1985年这五年多时间里，集券（门券收藏）绝不是空白，而是门券收藏的真正萌芽期，也可称自在期、蒙发期、说“自在期”是各自为战，说“蒙发期”是蒙胧、自发。用“蒙”这个字眼是因为当时收藏意识并不明朗，从所谓“黄埔一期”46份填表中，包括发起人在内、集藏意识模模糊糊，是由旅游纪念—集游—集券，逐步明朗化的。“征友广告”和“旅游之星”均可佐证。当然，也有个别或极少数人的集藏意识是明确的，但不能代表集券者整体意识。

萌芽期为什么只能从1980年起，而不能从更早的时间起呢？不是有人说他是1946年开始集券的，也有人说他是文革时间开始集券的吗。可是现在说的话已不能作为证据，比如说1946年开始集券的那位，他在早的文章中明明说的是参观江苏第二届门券展受到启发开始集券的，他后来有些成绩就头脑膨胀，吹他是1946年就开始集券的，可他手中并无一枚1946年的门券，吹集券资格的人也不止这一个。手中即是有早、中期门券的人，也不能说明他就是那个时间开始集券的。比如笔者本人，1968年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参加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在北京住了一个月，手中有“五一”在天安门的观礼券、去颐和园的参观券（六分字券）等，但笔者不敢说也不能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集券的，因为那个时候是留着作纪念的，并无集券意识。所以，现在集券者文章中说到个人集券时间均不能作为写史依据。而从1980年起划起萌芽期开始时间，这是当时（1985年底-1986年上）“登记表”上有据可查，也许有人会说，那个时候填的登记表就可靠吗？当然不能说就可靠。但客观地分析，那个时期还是集券萌芽期，人们的头脑基本上是“冷”的，“热”和“吹”都具有其时间性，辨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认识论离不开时空论，就是说人们的意识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产生的。如果不加分析认为一切都不可靠，史学家也就无法研究了。从1980年起划界，这不仅因为有资料可考，而且从改革开放，旅游业起步的时期也是相吻合的。

还有，我们从“登记表”的数字中也可看出问题，这46人的集券量从十枚到一千几不等，凡拥有一定数量的人，他们所得的券量绝不是短时间内能获得的。当时旅游业刚起步，券界尚未建立通信联络机制，门券交易和市场均不存在，在此条件下能拥有一

定数量的门券，均非一日之功，这些人除了已写明集券起步的时间外，未写明起步时间的也能说明他们的起步时间是在1986年以前，我们把这部分人起步时间匡定在1980-1985年之内是可信的。

由此可见，在1986年诸张林未搞“通讯录”之前，社会上各自为战的集券者已有相当数量存在了。我们说“相当数量”的集券者，除了46位填写了“登记表”者外，还应包括第二版通讯录（1987.5）的221人，还可以说，在这221人之外也还有一些人，只不过因信息不灵而未能入册罢了。

这就使人们有充分理由说明1986年前这个集券“空白”期并不空白，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一批集券者在活动，在摸索前进，在思考未来，而诸张林搞集游征友启事，把集券推向社会，是这一群人思潮的代表，故“启事”能得到同行的响应，在短期内使集券走向了社会，使集券史开辟了新时期。有的同行把集券史说成是通讯史，把“启事”说成我国门券收藏的起源，这是不确切的，也是不公正的。

应该肯定，1986年是我国门券收藏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主要标志是“两展一录”，即冯达材的景点门券邀请展（史称“首展”）李葳个人门券收藏展和诸张林“启事”后出版的“第一版通讯录”。此后，我国门券收藏走向社会，进入初始阶段。

【编辑：王建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