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游京城博物馆（2）见证金榜题名 感受文化守望

    2007年“十一”期间，位于北京朝阳高碑店地区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开始对外开放，“十一”期间免费参观。当时我住在东五环外，离那里不远，我便约了几位邻居骑车去参观。那时博物馆很少有免费的，我一连去了好几趟。当时高碑店文化村还没有成形，科举博物馆周围一片空旷与荒凉，离博物馆很远就看到了一座很有特色的大门。

    到了博物馆，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我们，首先给我们介绍了博物馆的大门。科举博物馆的大门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展品。这座大门是明代的一座家族牌坊。这座牌坊整体构造是一高两低三个门道。两侧和正中匾额上方都装饰着石刻图样，虽年代久远，但却依然能领略到年石牌坊的启示辉煌与工艺精湛。石牌坊有一个最特殊的地方，就是正面居中的石匾上并没有任何题字。之所以安放一块无字匾，用意十分明显，等到家族中有读书人取得光宗耀祖的功名再补刻，代表了这个家族对功名的无比渴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还未等到有人光宗耀祖，这个家族就衰落了，留下了这座无字匾的石牌坊，独自空悲切。听工作人员说，这个石坊是从江西运  来的。 

    博物馆的整座小院里摆满了和科举相关的匾额和石刻等，据说有六百多件。我的第一感受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匾额和石刻，第二感受是对馆长敬佩有余，想知道馆长是何许人也。开馆这几天馆长姚远利先生一直在馆里陪同参观者，并进行讲解。馆长和你说话时面带微笑，很谦逊也很客气，一听就是个老北京人。我好奇向工作人员打听，原来馆长是一位企业家。

    我那时候还没有和券友们交流，仅仅是参观一个免费博物馆而已，门票只拿了一枚，还撕掉了副券，非常遗憾。记得副券上有“国庆参观”几个字。

    科举匾额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是一座元代的科举门。这座科举门实际上是一座汉白玉石雕牌坊。其顶部为元代汉白玉石刻遗存。其实以前的贡院考棚、州县府学和文庙等考试与教育场所，都立有这类象征仪式门的牌坊，但是在正中所刻字体，一般为“禹门”或“龙门”，唯独这座牌坊正中所刻字体为“科举门”，实属罕见。 “科举门”的另一个珍贵的地方，是此坊立于重武轻文的元代。元代轻视汉人，而汉人凭借出头的科举，自然就受了冷落。在整个元代，只有四十多年实行了科举，而且没有固定的考试周期，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读书人的出路是非常渺茫的。因此，汉人官员在石牌坊上镌刻“科举门”，表达了他们对科举实行的强烈渴望。据专家考证，此门现在国内外都仅此一件。

    步入后院，沿着弯弯曲曲的池边小路，进入西边的展厅，这里是秀才匾额的所在。长长的展厅里悬满了样式和内容迥异的匾额。正对入口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肃穆的黑色木匾悬于墙壁之上。上书“贡元”两个简洁而俊美的大字。此匾是清代著名的正一品官员李鸿章的手笔。李鸿章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留下的匾额数量极少。此方匾额在书法上的成就非常之高，专家们对此匾字体无不称赞。

    在秀才厅还悬挂着一块内容很有意思的木匾。此匾尺寸比一般的匾额要大不少，颜色虽然已经褪去很多，上面的内容却清晰可见。上书“父子兄弟伯侄科贡”，一共五位家庭成员被选为贡生，实在令人羡慕，怪不得立了非同一般大小的匾额。这类一户几代或者多人都成为贡生的情况也并不少见，馆内还有父子同匾等匾额展出。

　　能够考中进士，学历相当于现代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这些毕业生中的最优异者，就是我们常常提及的“状元、榜眼、探花”。能够考中状元，在封建科举制度实行的年代，确实是件极为荣耀的事情。此时，往往会悬挂出“状元及第”字样的匾额。

    科举馆内有两块“状元及第”匾额是非常珍贵的。一块是明代永乐年间的石匾。字体洒脱，纹饰精美，虽然年代久远，但是整块石匾无论是题字还是落款和装饰在四周的大小人物动物，均清晰可辨，实属珍品。

    另一块是清代的木质匾额，做工极其精美别，四周全部是镂空纹饰，风格与其他匾额相比较，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科举匾额博物馆内，除了藏有大量匾额，还收藏了许多与科举相关的非匾额类藏品。像清代考生作弊用的“夹带”，一个小册子“夹带”上，从右到左写满米粒般大小的蝇头小楷，字体轻盈飘逸、端正秀丽。

    清末的“领卷票”也是博物馆中的一件珍贵藏品，“领卷票”为清代考生参加秀才考试时所用。“领卷票”相当于现在高考的准考证。

    博物馆中还列按照北京贡院1比1的比例，再现了号舍考试时的原貌。

    中国的科举制度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个制度虽然存在它的弊端，但是也有着它极大的长处———不论出身，通过竞争，替国家选拔优秀人才。科举对中国全体国民和国家的命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北京800年的帝王之都，其间共考出了约250名状元、近5万名进士，这是何等辉煌，何等隆重……但是现在北京除了孔庙中的元明清进士碑林之外，有关科举的匾额和资料都较少，科举博物馆填补了这一空白。

    我前几天专门去科举博物馆拜访了馆长姚远利先生。我向姚馆长亮明身份，说明来意，姚馆长很高兴为我在门票上签名留念，并送了我一张《北京日报》，上面登有他的文章《“捡漏”与匾额学之梦》。正值中午，天很热，姚馆长看我满头大汗，给我拿了一瓶水，然后我们围坐在小院里槐树下的石桌旁，攀谈起来。馆长变老了。是啊，五年过去了，大家都老了。走进苦苦支撑五年的科举匾额博物馆，那600多方珍贵匾额令人震撼；而眼前这位将近七十岁的老人，更让人感动、敬佩。这期间博物馆去的次数少了，但我一直在关注着它，扑捉着她它的信息。

    馆长告诉我，“匾额见证的是中国的千年科举制度，科举匾额含金量最高，文化内涵最重。若从历史中去追溯，它改变了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命运，延伸到官学，它就是一部国史，一部地方史。而且每一方匾额的作者都可称作书法家，但如今，人们对古代匾额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甚至连专业人士都不能明确匾额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和匾额自身的文化担当。姚馆长期望的是，能以科举匾额为契机，最终看到“匾额学”的诞生，并希望后人能通过参观他的科举匾额博物馆，更多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我和馆长姚远利先生

    曾以收藏古砚闻名业内的姚远利馆长，一位10年“走窑人”，痴迷、坚守、担当，以一辈子的心血、一生的积蓄。从天南地北收集一方方石制、木制匾额，办起了京城乃至全国罕见的科举匾额博物馆，串起2000年中华匾额史、1300年中国科举史、近800年北京科举史，保护、传承着科举文化和考试文化。他年过六旬，以一个初中生的文化功底，开始选择科举匾额为研究方向，对千年科举制度进行深入探讨。他发表研究论文、呼吁形成“匾额学”、建议神圣庄严的国家重要建筑物挂起匾额，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爱好、他的寂寞、他的坚守，已经为考试文化的历史天空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星星。

    万里自费收集科举匾额，5年维持博物馆的正常运转，花费了姚馆长全部的积蓄。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要与其合作，在小院了开办会所，搞经营，还有人要买藏品，都被他婉拒了。博物馆承载了他对千年科举匾额文化的情结，他看每一方匾额都像自己的“孩子”，终究舍不得。他说：“这些宝贝见证着科举文化，我喜爱它们、保护它们义不容辞”。 姚远利馆长要保护匾额博物馆成为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神圣的一方净土。

    谈到我的门票收藏，姚馆长告诫我，不论什么收藏，都离不开三点，一收藏，二鉴赏，三研究。做到了这三点，你的收藏就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了。有些人藏品不少，没有研究，意义不大。不要和别人去比数量，要比研究；少介绍，多研究。另外还要善于“捡漏”，找出别人没有注意到的课题加以研究。也有不少收藏同行来博物馆参观，有人的藏品数量大大超过我，但他没有研究。像我提出的“匾额学”，有的教授学者研究了一辈子理论，可能也没有关注过，这就“漏”。现在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了，我下午就去开会，与此有关。槐树花飘出阵阵清香，我听的也入了迷，这是一位真正的收藏大家对一位收藏爱好者的肺腑之言，是收藏界前辈对新人的忠告。姚馆长临别前为我写下了几句话，“收藏的最高境界是在藏品之中掘出人所未道的理念，如果能形成自己的理论最好”。我记住了姚馆长和我说的一番话，也准备开始在门票理论研究方面下点功夫。不过自己进券界时间不长，现在还要多看、多问、多听、多学，争取尽快在门券理论研究上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等我有了论文成果，一定会再去拜访姚馆长。

    交谈中，姚馆长多次谈到他倡导的“匾额学”，我充分感受到了一位科举匾额的文化守望者的博大胸怀与毕生追求。我们祝愿姚馆长梦想成真。

（编辑：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