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门票述说厦门破狱斗争

一张门票述说厦门破狱斗争

罗斌林

厦门破狱斗争，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传奇事件，发生在1930年5月25日。经过精心策划，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451号旧址展开行动，成功解救了被关押的40余位革命同志。这场斗争速战速决，创造了毙敌众多而我方毫发无损的战斗奇迹，震惊了全国。

据史料记载，1930年3月18日，中共厦门市委为纪念北京“三一八”惨案四周年，组织了一场群众集会。这场集会以“争取自由大同盟”为名，在厦门中山公园隆重举行。然而，就在集会进行后不久，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了会场，枪口对准了革命群众，试图以武力震慑。在激烈的争执和对峙中，军警强行带走了大会主席以及厦门大学的学生党员张汉宗、张耕陶等四人，并将他们关押在思明县监狱。思明监狱，这座设在思明县政府内的牢狱，曾是革命者的炼狱。这里关押的多数是“政治犯”，其中包括共青团福建省委原书记陈柏生、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以及多位来自平和、永定、上杭、龙岩等地的苏维埃干部和红军游击队员，共计40余人。监狱环境极为恶劣，两间牢房仅有的60多平方米空间，在关押了40余人后变得拥挤不堪，宛如蒸笼。革命者们只能铺稻草席地而卧，连翻身都变得困难重重，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为营救这些身处险境的同志，中共福建省委和厦门党组织决定采取武装破狱的行动。为此，省委特别成立了一个由罗明、王海萍、谢景德、王德和陶铸等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委员会，并由互济会主任黄剑津担任秘书长。该委员会下设特务队和接应队，以协同作战。陶铸作为特务队的负责人，迅速在厦门的党团员、工人纠察队及进步青年中组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同时，谢景德也组织起一支由进步学生和狱中难友亲友组成的接应队。他们将在破狱当天等候在县政府大门外，以确保出狱的同志能安全抵达指定地点，避免在混乱中走散或被敌人再次抓捕。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侦查工作后，特别行动委员会充分了解到敌人的武装力量、看守所的结构及管理状况，从而制定出一个周密严谨的破狱方案。破狱行动定于5月25日上午9时展开，选择这一天是因为星期天军警和看守人员较为松懈，同时农历四月二十七日的退潮时间有利于接应船只迅速离开厦门岛。破狱当天，老城区早早地热闹起来，特务队队员们化身为探监家属、卖杨梅的小贩和游客。一组队员假装探监，携带的装着短枪的饼干桶引起值班看守的怀疑，进而命令搜查。在这紧要关头，队长果断开枪击毙了副看守长卢永忠，这一枪响标志着破狱行动的正式开始。埋伏在外的特务队队员们迅速行动，击毙执勤的门警和警备队长，砸开铁锁，打开牢门，剪断脚镣，整个过程仅用了短短10分钟。最终，特务队成功营救出被捕的40余位同志，且己方无一伤亡。破狱行动完成后，被解救的同志迅速分成小组，在接应人员的引领下，通过碧山路向安全区域疏散。此次行动的迅速与低调，使得在附近的众多群众中并未引起大的骚动。同志们成功登上停泊在打石字堤岸的木帆船，随着潮水悄然驶离厦门岛，向着同安方向前行。敌人特务队在事发半小时后，才得到确切消息。警备司令部因此陷入混乱，急忙通知海军、侦探队、保安队等军警机构宣布全岛戒严。海军舰艇封锁了港口与海面，市区交通要道也被严格盘查。然而，这时护送难友的木帆船也已驶过鼓浪屿，正穿越高（崎）集（美）海峡，前往同安。此次破狱行动不仅激发了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在革命低潮期的热情，更壮大了革命力量，坚定了胜利信心，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成为我党武装斗争的经典案例，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这一事件后，厦门籍作家高云览以此为蓝本创作了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并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