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白色恐怖下的一面北方红旗

 1930年2月到1931年4月间，贺昌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派，来到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天津，先后担任顺直省委书记、北方局书记、北方行动委员会书记兼军委书记、河北省委委员、河北省委山西巡视员等，开始了一年多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做出了劳苦功高的历史贡献，赫赫为一面耀眼的北方红旗。

 1930年前后，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白色恐怖的危急时段。这期间，国民政府专制统治、外国势力侵压、军阀及地方势力猖狂、社会经济萧条，中国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前途危机之中。然而，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斗争，展现出了我党的壮大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更为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基础。贺昌就是在这恶劣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下砥砺前行、舍生忘死的一位耀眼旗手。

 我们不妨以时间的进度为轴，一起来回顾贺昌同志在天津及其中国北方一带的辛勤、危难而光荣的革命历程。

 1930年2月7日，24岁的贺昌接受周恩来代表中央的指示，与聂荣臻来到天津，时任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被调离，贺昌接替主持省委工作，顺直省委领导范围覆盖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等省。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贺昌担任顺直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为聂荣臻，工委吴雨铭、张兆丰。

 2月底，在贺昌的领导下，顺直省委发布《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通告，要求各地紧急动员起来，发动工人举行政治罢工，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斗争，鼓动国民党士兵哗变，从而反对和破坏国民党军阀的反动统治，进一步创建革命武装和扩大红军力量。

 3月，贺昌派张兆丰、谷雄一、薄一波等到唐山策动兵变和暴动，由于在行动前计划暴露，兵变与暴动失败。4月12日，天津党组织发动所有党员，包括打入敌人内部从事特科工作的党员，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大批党员和干部被捕。5月1日，顺直省委计划在平津唐三大城市举行五一示威活动，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五一示威活动未能顺利进行。5月底，计划举行五卅纪念活动，因党的力量薄弱和群众条件不具备，亦未能成功。这一系列的失败和挫折，让贺昌同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6月28日，贺昌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津平唐太书记联席会议，讨论执行中央82号通告，并布置“七·一六”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示威活动。7月16日，他领导并安排北平、天津、唐山的示威活动，遭到军阀的严重打压，天津市委书记邢克让遭逮捕。7月18日，贺昌主持召开顺直省委平津唐三市联席会，总结了“七·一六”示威活动的经过、意义和缺点，并对“八一”示威活动进行政治动员。贺昌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认为“七·一六”反战示威不是群众要求不迫切，而是领导不力，组织不好。他要求在纪念“八一”活动中，一定要做好公开的宣传组织工作，“要有流血的决心”。7月21日，贺昌主持召开顺直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城市斗争和地方暴动问题，以落实中央的指示，直接指挥各项斗争。会议决定成立顺直总行动委员会，委员会由贺昌、余泽鸿、廖划平、张昆弟等人组成，贺昌任总行委主任。

 8月1日至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在顺直省委常委基础上建立北方局，书记由贺昌担任，主管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热河、察哈尔、陕西、甘肃等省党的工作。8月，北方局成立北方行动委员会，贺昌被任命为委员会书记兼军委书记。夏秋之际，北方行动委员会先后发动了唐山兵变和河北完县五里岗、博野一带农民暴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较大，归于失败。

 9月24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贺昌从天津回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出席了会议，并被补选为六届中央委员。在全会上，贺昌发了言，他针对党的进步与缺点、反对误解国际路线、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非苏维埃区域农村工作、党的组织问题、目前党之严重问题六个方面做了深入的剖析和建议。六届三中全会在瞿秋白、周恩来等支持下，结束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贺昌也认识到自己在北方局执行“左”倾冒险错误给革命工作带来的损失和危害。三中全会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和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与贺昌谈话，提出将山西省作为北方革命的重要省份，对山西的革命斗争做了重要指示。10月上旬，贺昌从上海返回天津。

 10月10日，贺昌在天津召开北方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作出《北方政治决议案（草案）》，立即停止组织全省的武装起义，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重新规定了当前任务，力图结束北方局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在10月下旬，贺昌与薄一波、郝玉清等共产党员又组织成立平汉线北段兵暴委员会，不甘于武装反抗斗争的失败。11月份，党中央来信批评北方局对立三路线的扩大和发展。北方局接到中央来信后，于12月16日，由贺昌主持召开了北方局常委会议，会议表示完全接受中央来信的批评，坚决领导揭发立三路线的斗争，并深入到基层支部中去。12月20日，贺昌针对中央政治局来信征求他对11月25日政治局决议的意见，他复信中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希望政治局领导反伯山同志路线的斗争中，对于一切曲解国际路线的企图，和隐藏在国际路线之下来进行攻击党破坏党的小组织的活动假如有的话，须予以无情打击，以巩固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统一与一致。”12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顺直省委，成立中共河北省委，由河北省委执行原北方局职权，管理顺直、西特区、陕甘及河南北部的工作，阮啸仙代理书记，贺昌任河北省委委员。

 1931年1月7日，贺昌再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策划下，王明攫取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瞿秋白、周恩来为了避免党的分裂，主动承担了所谓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瞿秋白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职务，李维汉、贺昌二人被撤销了中央委员。会后，贺昌从上海返回天津。

 1月20日，贺昌在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建设》中发表《我的政治态度》，深刻检讨了自己的盲动路线错误，并表示“我完全拥护四中全会的召集及其所通过的一切决议，和已经改选了中央委员会后及其政治局”。1月27日，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贺昌等同志问题决议案》，要求其纠正错误，表明态度。2月25日，贺昌在天津接到该《决议案》。3月4日，贺昌向河北临时省委并转中央政治局作出《对执行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错误的声明书》，列举五条，表示完全接受中央政治局对自己的处分。3月下旬，新的中共河北省委组成，徐兰芝任书记，贺昌、薄一波任省委山西巡视员。4月，贺昌继续努力工作，与薄一波代表顺直省委入晋，同山西特委共商起义大计，决定由谷雄一负责平定起义，开辟晋冀边根据地。起义计划上报党中央后，中央批准以此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4月下旬，遵照党中央的调遣安排，贺昌与河北省委其他负责人余泽鸿、张昆弟相继赴上海，听候中央重新分配工作。至此，贺昌除了中途两次赴上海参加中央全会外，一直在天津等地领导和参与北方革命运动一年多时间。

 需要重墨一提的是，贺昌在天津工作期间，领导和创办了北方局机关刊物《北方红旗》，热情宣传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介绍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他亲自撰写了很多政论文章，如《改组派与北京政府》《湖南一省的首先胜利与革命高潮》《悼念无产阶级的战士——张兆丰同志》《组织“群众的政治罢工”》等，以《北方红旗》为阵地发表和传扬，有力地推动了北方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

 贺昌在北方地区领导党务工作过程中，无疑因受当时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影响，盲动过激，急于求成，给北方革命事业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但是他忠心耿耿，无私奉献，在北方地区建立和扩大各地党的组织，领导工运、农运、学运、妇运、兵运等群众斗争，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在广阔的北方大地播下了生生不息的革命火种。贺昌的历史功绩，宏大显著，彪炳史册。

 从1924年到1935年，随着革命形势艰难曲折的发展，北方局经历了一次成立、三次撤销、三次重建。1924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北京成立，李大钊任书记，负责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满洲等地党的工作，1925年初决定撤销北方局。1927年，蒋介石在南方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共北方区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中央决定在天津建立中共顺直省委，代替已经遭到破坏的中共北方区委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重组北方局。192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召开了中共顺直省委改组会议。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再次被撤销，中共顺直省委继续领导北方党的工作。1930年8月，中共中央在顺直省委的基础上，再次重组北方局，贺昌任书记。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顺直省委，成立中共河北省委。1935年6月，在中共河北省委的基础上，再次重组中共中央北方局。当时，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兼任北方局书记。1936年春，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托，来津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领导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