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历史记忆——重庆大轰炸

抗战历史记忆——重庆大轰炸

罗斌林

山城重庆，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与不屈精神的英雄城市。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重庆遭受了长达五年半的残酷大轰炸，这段历史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伤痛，也铸就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抗战精神。

1937 年，日军全面侵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座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城市，瞬间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和民族复兴的命脉所系。沿长江东起唐家沱，西至大渡口，沿嘉陵江北至磁器口、童家桥，沿川黔公路南至綦江的三角地带内，集中了上百万人口和上千家内迁厂矿，其中十多家兵工厂更是抗战的重要支撑。日军将重庆列为重点轰炸目标，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就此拉开帷幕。1938 年 2 月，日机偷袭重庆市郊的广阳坝机场，重庆大轰炸的序幕缓缓开启。同年 10 月，日军攻占武汉后，将汉口万国赛马场和华商赛马场改建成军用机场，还赶修运城、彰德等机场，用于轰炸重庆。初期，日军配置了两个陆军飞行战队、两个海军联合航空队、两个航空兵飞行团，各类型飞机 350 架，且数量逐年增加。日机从武汉到重庆，空中直线距离 1000 公里，单程飞行约 3 个小时，空袭时间多为晴天或月夜。轰炸重点早期为军政机关，之后变成无差别轰炸。

当时的重庆，房屋多为砖木结构，一旦被炸便极易燃烧。不少市民缺乏防空经验，听见紧急警报，有的还忙着收拾家中财物，有的钻到八仙桌下，以为这样就能躲避炸弹，结果市民死伤惨重。1939 年，日机以中央公园为地面坐标，分区投弹，造成的破坏巨大。从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重庆市区最繁华的街道变成一片火海，19 条主要街道沦为废墟。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日机向重庆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投弹，死者几乎全为平民，大部分是由焚烧而毙命。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前所未见。”

日军的暴行不仅针对平民百姓，还公然违反国际公法，肆无忌惮地轰炸各国驻重庆机构。英国、法国、苏联大使馆以及基督教青年会、法国圣心堂、苏格兰圣经会中弹，德国海通社、法国法新社、苏联塔斯社等外国新闻机构亦遭祸殃。据历史档案详实记载：1940 年，日军执行《101号作战》，预定轰炸重庆 3 个月。他们组成联合空袭部队，配置新式中型轰炸机数十架。轰炸重心转为 “市区周围潜在的战略、政略设施” 及市郊的工厂、学校、机关。在第一波连续 4 天的轰炸中，日机投弹 812 枚，炸死 534 人，炸伤 900 多人。裕丰纱厂、军政部纺织厂等被炸，复旦中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中弹起火。始建于北宋年间的长安寺，也被燃烧弹命中，只剩一座侧门。1941 年，日军采用 “疲劳轰炸” 战术，从有规律的集群轰炸改为无规律的间隔轰炸，不分白天黑夜轮番来袭。这使得市面停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轮渡停航，人们只能靠自备干粮度日。1941年6月5日的大轰炸导致了骇人听闻的 “大隧道惨案”，一次死亡 2000 余人。 

在大轰炸下，重庆市民的生活充满了苦难与坚韧。因发电厂时常被炸，电动警报器不能正常使用，重庆防空司令部根据山城特点，在市内制高点悬挂球形灯笼报警。灯笼约两米高，圆形，内装煤油，分红、绿两种。敌机经过万县时发布预警警报，悬挂一只红球；敌机到涪陵，悬挂两只红球；敌机即将飞临，悬挂三只红球，为紧急警报。悬挂绿球，则表示敌机离去，空袭结束。重庆城内至今还有 “红球坝” 这一地名，见证着那段历史。一见红球高悬，市民便赶紧奔向最近的防空洞，称 “跑警报”。 防空洞是重庆市民 “跑警报” 的主要避难所，但却有着高低贵贱之分。政府高官显贵专用的防空洞设备先进、清洁卫生、安全舒适；一般百姓的防空洞则陈设简陋、油灯照明，无通风设施，且洞内潮湿肮脏、空气浑浊，人多就难以喘气。据市民回忆：“小洞无凳，找到一块石头或半块砖头就地坐下，已可满足。”然而，在如此艰难的时刻，重庆市民依然展现出了高尚的品德。跑警报时有的商店、副食品店来不及关门，但很少发生盗窃或抢劫事件。有时餐馆里宾客满座，忽传警报，众食客赶忙散去，然而之后都会回餐馆结账付钱。房屋被炸而无家可归者，食宿均成大问题。重庆 1939 年设立赈济委员会，在空袭期间开设茶粥站，解决灾胞饥渴；搭建席棚，临时收容难民。粥厂先是免费供应两餐，后因经费短缺，改为平价出售粥饭。山城各界在大轰炸中奋起抗争，共同抵御日军的暴行。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奉命拱卫重庆。印尼华侨飞行员梁添成在 “五四”“五一二”“五二五” 空战中，英勇升空迎战，因战果累累，被誉为空军 “四大天王” 之一。每当警报解除后，消防队立即出动，哪里火势大就先去哪里。轰炸中自来水管多被炸断，救火主要依靠人力。一台人工泵由两位消防员分掌左右，紧抓手柄，前弓后蹬，用力压动水泵，向火场喷水。其他队员则用简陋的工具开辟隔离带，阻止火势蔓延。大轰炸期间，80 余名消防官兵以身殉职。空袭服务队在空袭后冒着浓烟烈火，踏着灼热的瓦砾，救助被困市民。他们用锄头、铁铲刨去地面重物，接近被掩埋者时，就用手去抠砖石，以免伤到幸存者。

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各院部奉命疏散郊区，市区留有主管及重要人员处理紧急公务，重要事项备文呈报中央党部、行政院及军委会。日本电台称蒋介石已去成都，国民党中央即将迁离。其实，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一直留驻重庆。1941 年 8 月，日机突袭蒋介石官邸，宣称蒋介石已被炸死，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随即报道蒋介石出席 “总理（孙中山）纪念周” 活动，戳穿了日本电台的谎言。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机房街 70 号和棉花街 30 号均被炸毁，工作人员迁往红岩村。周恩来、博古、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等常住城内曾家岩 50 号。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人都在重庆。

兵工厂在大轰炸期间一直坚持生产。第 21 兵工厂被炸 14 次，月产上万支枪械，可武装一个师。第 50 兵工厂 70 多名员工伤亡，月产 37 毫米战车防御炮 5 门、60 毫米迫击炮 100 门。第 25 兵工厂员工伤亡 130 余人，月产子弹数十万发。第 10 兵工厂伤亡 40 余人，年产迫击榴弹、曳光弹、迫击炮弹数十万发。中央大学中弹上百枚，实验室、大礼堂、宿舍被炸毁，员工伤亡 10 余人。全校师生在暑假期间加紧抢修校舍，使中央大学成为沙坪坝区最早开学的大学。南开中学 1939 年运动会原定 5 月举行，但当时日机轰炸频繁，经校务会议讨论，运动会如期举行。校长张伯苓在开幕式上慷慨陈词：“敌人想威胁我们屈服，我们偏不怕他们的威胁！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照着规定去做。我们要干到底，顶到底！”   

从 1938 年 2 月至 1943 年 8 月，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大轰炸。炸死炸伤市民近 3 万人，毁损房屋 3 万余栋，其他财产损毁更是不计其数。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年参与重庆大轰炸行动的敌人，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指挥 “101 号作战” 的海军将领山口多闻、大西泷治郎，在太平洋战争中先后切腹自杀。在汉口基地发号施令的中国方面舰队参谋长井上成美，二战结束时被判终身监禁。执行大轰炸的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驾机指挥突袭黄山官邸的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在 “南方作战” 中下落不明。

重庆大轰炸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一座丰碑。它见证了中国人民在苦难中的坚韧与不屈，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精神。在大轰炸中，重庆军民向死而生，顽强抵抗，保家卫国。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了一部壮丽的抗战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