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故事

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故事

罗斌林

七个星佛寺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楞州焉耆(yān qí)县霍拉山东麓，七个星镇伊若线公路边的一道低矮的山坡上，是新疆规模最大的佛教建筑群遗址。

七个星佛寺始建于东晋，距今1700年，一直延续到宋元。地处古丝绸之路北道，曾是佛教文化东传的一个重要枢纽，也是焉耆古国的佛教中心。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伽蓝十余所，僧徒两千余人”。遗址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残存佛塔、僧房、大小殿堂等建筑93处，是目前新疆地区仅存的一处佛塔、佛殿和石窟并存的佛教建筑群遗址，它是印度佛教东传和中原佛教西渐过程中的重要遗址，也是古焉耆的佛教中心。 七个星之名，来源于蒙古语“锡格沁”的谐音。清乾隆三十六年，即公元1771年，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族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后，大部分被安置于新疆巴音郭楞州。因这里的地形上窄下宽，形似蒙古人长袍三角状的衣叉子，因此蒙古语就称为“锡格沁”，意为“三角叉”，后来谐音演变为汉字“七个星”.宋元时期，寺院衰落，现在仅存遗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和日本各国探险家纷纷进入新疆，寻找古迹、挖掘遗址、窃取文物，他们也来到了七个星佛寺遗址。他们拿走大量可移动文物，并切割壁画，使佛寺遗址遭受严重破坏。1928-1958年，我国考古专家黄文弼，在这里考察出土了44页吐火罗文字的古代戏剧文稿。

（《弥勒会见记》剧本残页）

该遗址建筑工艺主要为土坯垒筑，部分为夯筑，包括地面和洞窟建筑两部分，其中地面遗址以中部的泉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寺。佛寺遗址北边的千佛洞，1、2、3号窟开凿于晚唐五代和宋初，7、9号窟开凿于西晋与隋代之间，现残存佛像基座，窟内有乐伎、朵云纹、飞天等壁画遗存，出土泥塑佛、菩萨、天王等头像，壁画比较精美，佛像造型丰满和祥。七个星佛寺石窟是佛教东传过程中产生的佛教石窟艺术，与中原地区佛教石窟艺术有很强的关联性，其壁画精美，佛像造型丰满祥和，具有中原绘画风格和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艺术特色尤为显著的菩萨像脸型饱满，五官紧凑，眉骨隆起而眉毛细长，鼻梁直挺，目深而微闭，口小唇厚，嘴角含笑，体态典雅婀娜，极为动人。

（泥塑合十菩萨像）

自佛教东传到西域，印度的凿窟造像技术也随之东传，西域当地凿窟造像师创造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丽堂皇的新疆石窟艺术，从现存的洞窟中的比丘闻法图中，可以看到回鹘供养人身材圆浑健美，造型健康朴实。画面颜色鲜明，并辅以描金，线条极其流畅优美。残存于甬道和窟顶的缠枝卷草网幔状菱形格壁画，是龟兹石窟壁画的基本格式，丰润圆满、繁复多变的卷草纹，则是唐代中原特色的装饰纹样。

（残存闻法图壁画局部）

残存于甬道顶部的联珠纹，曾是古波斯萨珊王朝极为流行的花纹，唐朝时沿丝绸之路从西亚、中亚传入我国。这些刻画，无不凝结着古代焉耆艺术家的超凡审美和技艺，对研究古代焉耆史乃至西域社会发展史、佛教史、戏剧史等具有重要价值。七个星佛寺遗址出土的泥塑佛、壁画、建筑装饰构件、菩萨、武士、护法神、供养人头像和12肖像残件、回鹘文木牍及吐火罗文抄写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等文物，反映出各宗教之间相互融合交流的情况，印证了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的历史事实，其丰富的建筑遗存和文物遗存，向世人展示着曾经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繁荣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