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票述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门票述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罗斌林

位于广州市广园中路34号，有一座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其中《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史迹展》形象展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全过程。

据史料记载当年事件经过：1840年6月，英国发动对华的鸦片战争。1841年5月25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五)，英军攻陷广州城北诸炮台，设司令部于地势最高的永康台。永康炮台土名四方炮台，距城仅一里，大炮可直轰城内。清军统帅奕山等求和，5月27日与英订立《广州和约》，以支付英军赎城费、外国军队撤离广州等条件，换取英军交还炮台、退出虎门。但和约墨迹未干，英军就不断窜扰西北郊三元里及泥城西村、萧冈等村庄，抢掠烧杀，奸淫妇女。广大民众义愤填膺，各地团练共图抵抗。

1841年5月29日，英军劫掠队再次到三元里一带抢掠烧杀，奸淫妇女。韦绍光又名进可，广东南海人。当他的妻子被窜扰三元里地区的英军士兵调戏的时候，韦绍光揭竿而起，联合村民逐走了英军。为防止英军再次抢掠烧杀，萧岗举人何玉成等爱国乡绅“柬传”广州东北郊、南海、番禺、增城各乡，联络了三元里及周围103乡的农民约15000人组成平英团。 自5月29日三元里村民击退来犯小股英军，三元里民众料到英军必会报复，所以在三元古庙集合，相约以庙中“三星旗”作为指挥战斗的令旗，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会后，他们分头联络附近的群众，准备共同战斗。

（三元里民众的讨英檄文）

5月30日，南海、番禺百余村团练手持戈矛犁锄，群起围困四方炮台。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侵略军负隅顽抗。在战斗中，敌军少校比彻(Beecher),紧张恐惧过度，加以天气炎热，昏倒在地，几分钟内就死去了。相持近半日，英军司令卧乌古（又译作“郭富”）亲自带兵出击。团练且战且退，诱敌至牛栏冈丘陵地带。时大雨骤至，英军火枪受潮不能发射（印度雇佣兵，英方给他们装备的是比较落后的燧发枪，一遇雨淋便不能使用），团练民众冒雨反击，将英军分割包围，肉搏鏖战。追击过程中，英军第三十七团的一个连（60人）被义军截至稻田中，三四十名印度雇佣兵被刀砍毙伤。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枪”（不怕雨天）前来增援。之后，英军撤退至四方炮台。据参与此次战役的英军记载说：“我们（英军自称）的火箭炮继续对着他们的队伍一行一行地推过去，他们仍然没有什么畏惧的表现，摇动着旗帜和盾牌，引诱我们向前进。”

（三元里民众在抗英斗争中使用的三星令旗）

事后据卧乌古的报告，5月30日三元里之战，英军共有5人死亡，23人受伤，其中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即有一个连被围困的部队）死亡1人，受伤13人。宾汉（英国海军军官）的回忆录称，第37团1人死亡，15人受伤。《中国丛报》1841年7月号上的一篇文章说法与宾汉相同。又据麦华生（英国人）的回忆录，此战第26团有3人死亡，11人受伤，第37团有3人死亡，31人受伤；此数再加上比彻(Beecher),共计7人死亡，42人受伤。看来，数字分歧主要为第37团的伤亡。但若不计较这些分歧，我们可以认定，英军的死亡为5至7人，受伤为23至42人。其中包括英军少校军需比彻（Beecher，一译比彻，一说其为劳累过度致死），相对于鸦片战争的各次战役，英军的伤亡是相当大的。 

5月31日，三元里人民再次包围四方炮台。广州手工业工人以及附近州县如花县、增城、从化等地团练也陆续赶来，围台民众增至数万，相约饿死英军。他们用土枪、土炮、矛戈、盾牌、锄头、镰锹等，与英军作战。可谓“刀斧犁头在手皆成武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并且各乡的农民战士送饭”。卧乌古不敢再战，转而威胁官府，扬言毁约攻城。奕山等闻讯恐慌，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先安抚英军，复率番禺、南海两县令向团练中士绅施加压力。士绅潜避，团练逐渐散去，台围遂解。英军撤出虎门时发出告示，恫吓中国人民“后勿再犯”。人民群众当即发出《申谕英夷告示》，警告英军，若敢再来，“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害也！”

（缴获的战利品——英军军服）

三元里之战，相较于开战以来的定海之战、虎门之战英军损失较大。即使按照中方文献的伤亡记录（传说或讹传），此战算不上一场重大胜利，更无法改变英军继续肆虐中国沿海，国家落败的结局。英方统帅在拿到所需赔偿后（与三元里此战无关），6月1日英军退出了广州，开始策划进一步北上侵略计划。虽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人民的抗英成果没有对战局产生大的影响，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表明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反抗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