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难忘的一次红色旅游（4）再走重庆渣滓洞监狱旧址

我难忘的一次红色旅游（4）再走重庆渣滓洞监狱旧址

罗斌林

   《红岩》是我儿时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自今书中许多革命先烈狱中英勇斗争的事迹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仍然激励着我。2021年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前夕，怀着对革命烈士崇敬的心情，我再次走进了重庆渣滓洞监狱旧址。

   渣滓洞，位于重庆市郊歌乐山下磁器口、五灵观一带，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形隐蔽。进入渣滓洞，呈 现在眼前的是阴森、恐怖、带有杀气的景象。四周的碉堡、暗哨、电网戒备相当的森严，令人觉得十分恐怖。据说，当年曾经有两名学生在山上游玩误入此地，被军统特务抓住后关在里边，直到与里边关押的共产党人一起被杀害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里。渣滓洞监狱的墙壁统统为黑灰色，看上去不寒而栗。在大院的墙上写着反动标语，时刻妄想瓦解革命人士的意志。高墙外的制高点有岗亭六座，机枪阵地一处，常年有国民党军一个连驻守。

（女牢一室） 

                      （江姐遗像）

   监狱分内外两院，外院是监狱办公室和刑讯室，内院有一排男牢十六间，女牢两间，牢房是不到10平米的小屋，潮湿、阴冷。看着一排排牢房、一副副刑具、一幅幅照片，心灵上受到极大震撼。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刑讯室：老虎凳、狼牙棒、竹签子、鞭刑柱……这些闻所未闻的刑具如今都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

（右边男牢十六间，左边女牢两间）

   他们不怕敌人的严刑拷打，畏威逼利诱，置生死于度外，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念。自1938年起，这里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改造成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和迫害革命者，关人最多时近300人，共产党员罗世文、江竹筠（江姐）、李青林等先后囚禁于此。 1949年11月27日夜至28日凌晨，特务将全体在押人员集中到男牢楼下16间牢房内集体枪决并焚毁男牢，180余人遇难，15人脱险。

（刑讯室里曾经使用过的部分刑具）

   这次再走渣滓洞监狱旧址，最让我难忘的莫过于这些革命志士当年在狱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几个实例，看到感人处不由得用手机记录下了一些珍贵的画面，下面是自己参观时的记录和感想。

   一、渣滓洞于2007年初被一场洪水冲毁了靠近溪边的几座牢房，经过多方筹集资金和工作人员日夜赶工修葺，在修葺被毁部分的同时，也对整个渣滓洞进行了全面的修缮，主要是修补墙面的色泽。整个修缮工作完全按照当初的原貌进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渣滓洞依然是当年的景象。在修葺渣滓洞的时候，工作人员挖出了江竹筠当年准备越狱用的两件铁质工具，在当时的史料中有记载江竹筠她们几位共产党员越狱用的工具，可是一直没有被发现。这两件铁质工具直接证明了江竹筠等共产党员在监狱中依然坚持反抗斗争的精神。

（女牢中挖出锈蚀铁器的地方）

二、“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

   70多年前，重庆解放前3天，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绝大多数革命志士被国民党特务残忍屠杀，烈士们在牺牲前留下了一份用血的教训凝结成的、从未完整公开的秘密文件，其中对党提了八条意见，即“狱中八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当人们沉浸在无比的喜悦兴奋之中时，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开始了一场大屠杀。1949年11月27日，在大屠杀的过程中，先关押在渣滓洞，后又转押至白公馆的共产党员罗广斌在白公馆所有枪手暂时转到渣滓洞进行屠杀时，与关押在白公馆的十几名政治犯紧急做看守杨钦典的工作，让他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在强大的攻心压力下，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使罗广斌等19人虎口脱险、死里逃生。出狱后的罗广斌，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将狱中同志们的讨论，尤其是狱中党组织的分析、总结和建议，写成了一份《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的第七部分，烈士们留下了八条饱含血与泪的意见：（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狱中八条意见”，文字虽然简单，意义却很深刻。这虽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但是至今没有失去光辉。这是狱中同志总结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惨痛教训，进行了深沉的思考和认真的总结，才提出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充满血泪的字里行间，有悲愤，有忧虑，有思考，有希望，却没有一点颓伤和灰心，充分表现了这群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和高瞻远瞩的眼光。这是他们在走向刑场前，向党组织表述的赤胆忠心和殷切希望。这样的共产党人的气概和精神，真是可以动天地，泣鬼神，读来，依然催人泪下。

              （《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原件影印件）

   三、在渣滓洞监狱有一处特殊的围墙，当年这里曾经有一个缺口，有人不禁要问，“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年代，在监狱的围墙为何竟然出现了缺口？”这个围墙缺口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原来，这个缺口是在1949年4月春雨暴发时冲垮的，连日暴雨造成山洪暴发，把厚实的墙壁冲塌了一个大大的豁口。围墙跨塌后，被关押的革命志士就多了一项任务：修复缺口。特务犯懒就让“犯人们”自己修，聪明的革命者偷着往料里掺了好多砂子、石块、树根、草皮。直到两个多月后，围墙被修好后同志们才又享受到了放风的待遇。1949年9月，又一场大雨降临，将这个本就不牢固的缺口再次冲垮，各牢房又被上起锁来，停止了放风。就在特务们还没来得及修补缺口的时候，大屠杀开始了。当天晚上，当30多名受伤或未中弹的难友们从血泊中挣扎而出，冲到围墙的缺口处时间，刽子手马上用机枪不停地射击，并封锁了围墙缺口。   在这危急时刻，已有幸存者正攀着墙上缺口往外爬，30多名战友齐心协力，一齐拼命地朝缺口撞去，墙哗啦啦地塌，缺口越来越大。尚未完全撤走的特务发现了火光中人影晃动，“跑了，跑了”，刽子手一边喊一边对着缺口墙的方向一阵扫射，在枪林弹雨中，又有10多名战友倒下去了，趁着夜色，最后仅有15名难友从缺口成功逃脱。他们从缺口滚落而出，趁着夜色，潜入密林中。就是这个小小的缺口，使得15条鲜活的人命幸存了下来。

（当年越狱时被推到的围墙处）

   四、一封来自渣滓洞的求救信

   这封信是1949年11月21日由关押在渣滓洞监狱中署名“吉祥”的同志所写，通过被争取过来的青年看守“蓝先生”带出交给狱外党组织。信中除介绍关押在监狱里的革命志士被杀害的情况、敌人的力量部署及周边情形外，同时对狱外党组织的营救提出了建议。这封信于11月25日送达狱外党组织，11月27日，敌人就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狱中绝大多数革命志士在大屠杀中牺牲，其中也包括“吉祥”。因此，此信也被称作《最后的报告》。“吉祥”真名叫胡其芬，湖南湘潭人。17岁那年，胡其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胡其芬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被捕前，她的党内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被捕后，很快与难友们取得联系，尤其是和先期入狱的许建业等人建立了联系，并按照许建业的嘱托，在监狱内进行各种地下组织活动。她通过认真观察，争取到富有同情心的医官刘石仁，通过刘传递信件和物品，也通过刘营救了部分案情较轻的狱友出狱。胡其芬还积极策反，争取到青年看守黄茂才（即信中提到的“蓝先生”），开辟出一条与狱外党组织联系的秘密通道。《最后的报告》就是通过这条通道传递出来的。信的开头写道：“10月28日歌乐山难友公开被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公馆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竹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同时，胡其芬在信件后半部分提出了营救狱中同志的建议。包括可以采取公开争取、秘密谈判等方式来拖延处决时间，并希望派同志到监狱旁边的私人炭厂工作，狱中同志也将尽量争取监视他们的人，待局势紊乱、时机成熟时，能够里应外合，成功脱险。黄茂才将信带出监狱后，交给了地下党员况淑华。由于当时形势严竣、风声很紧，直到11月25日早晨，这封信才交到川康特委派驻沙磁区工作组的负责人刘康手中。刘康看过信后，深感自责的同时，也深知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解救在狱中受苦受难的同志们。他马上拟写了一封给“吉祥”的回信。信中他将外面所了解到的狱中内部情形、当时的整个政治情形与军事情形、狱外党组织研究决定的营救方法等，做了真实诚恳的回复。当刘康拿着回信去找黄茂才，请他传递给“吉祥”时，黄茂才却因为引起特务怀疑而被遣散离开了重庆，狱中同志与狱外党组织联系的秘密通道就此被阻，这封信也永远无法交到胡其芬手中了。但是，营救工作并没有停止，各项营救措施按计划紧张有序地进行着。短短几天内，党组织就召集到武装劫狱的相应人员，并筹集到50两黄金作为劫狱经费。但因为敌人大屠杀行动提前，营救计划失败。11月27日深夜，敌人的大屠杀开始，胡其芬与狱友们英勇就义。

       （胡其芬在狱中书写的《最后的报告》原件影印件）

   五、成功策反监狱看守

   身陷囹圄的革命者始终为有朝一日冲出牢笼而不懈努力，他们尽一切可能作越狱准备，有组织地策反看守并取得成功，渣滓洞医官刘石人、看守黄茂才、唐友元、徐兴宗等冒险为狱友送信送药，沟通狱内外联系。

（渣滓洞牢房中的展板）

   当我走出渣滓洞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这时心情的颜色仿佛和这天色一般，且久久不能平静。想起这些革命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重庆解放前夕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如此坚定不移、宁死不屈呢？是理念信念的力量！他们坚信，他们所信仰的主义是宇宙的真理，是历史的必然，他们所奋斗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新中国，为了人类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他们交出了最优秀的人生答卷。没有他们的奋斗，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