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办报之路(十三)

                          我们的办报之路(十三)

                            张占芝

 在《旅游与收藏》的第十三期中，有一位名叫蒋漫红的二十二岁小女孩引起了我的兴趣，同时也让我想到很多。那个时候收藏门券的年轻人占了很大比例，当时我也就三十岁，而且玩收藏已经多年了。如果今天有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可能会把大家吓一跳，明明很正常的事，反到认为不可思议了。在当今往钱看的时代，哪还有家长能忍让自己的孩子搞什么业余爱好，绝不能做他们认为是玩物丧志的事情。

 我们门券收藏界不是没有过年青人，而是当年的年青人已经变老了。如果那位蒋漫红女士还在集门券，今年也有五十多岁了。有些师友认为门券收藏界青黄不接，甚至有些恐慌，我看没有那个必要。我估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五十岁至六十岁才是收藏门券的起步阶段，六十岁至七十岁是收藏的黄金阶段，很多人在这个年龄段出成绩，达到自己收藏的巅峰。

 在第十三期第二版的下面，刊登了全国地图出版社邮购指南，可见集图的那帮人多么的痴迷，是多么的有能力。如果按当时的趋势发展下去，游览图的收藏活动不可小觑。关于这项收藏的败落，笔者有自己的观点，虽然一张游览图包含的内容要比一枚门券的多，但内含的深度远远比不上门券，再加上不好存放，更不便于展示，人们冷落它而亲近门券就可想而知了。

 在第十三期上，刊登了一位券友统计的吉林省博物馆纪念馆的目录，现在看是多么的粗略，有些是没有门票的，有的根本就不存在，如果门券收藏总停留在那个年代，真就没啥意思了。幸亏孙会军会长顶住了压力，举办了东北门券收藏擂台赛，大大提升了收藏东北门券的热度，同时有劵的东北景点名录应运而生，为券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第十三期第三版上，刊登了苏州杨伯芳先生写的“旅游门券的检票方式”一文，虽然文字不是很多，但在当时的小报上算是大作了。杨老先生总结出四种检票的方式，第一种就是回收式，也就是检票员把门票收过去，什么也不给游客留下，其实这种方式弊病很多，首先从游客的角度讲利益有潜在的损失，手里没有所购的票做凭证，不管出了什么事景点都不负责任的。二是广告的效应，门票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三是这种检票方式是滋生工作人员满足个人利益的温床。我亲眼所见，有的把票收回，再伙同售票员重新出售。我做过两年公交车上的售票员，这点小把戏逃不过我的眼睛。

 在第一种检票方式中提到了筹码票，没想到这么早就有了这个称谓，现在不少城市的地铁站采取这样的方式，感觉很不错，既方便又节约成本。可磁卡门票或车票采用回收制就说不通了，它是企业的名片，应该是有三个作用，即使用、收藏、宣传。而磁卡使用过久就面目全非了，三个作用变成一个了，而且损坏了企业的形象。节约了当下的一些成本看得见摸得着，从长远的利益讲就是丟了西瓜捡芝麻。

 第二种检票方式，杨老先生是大加赞赏，也就是撕副券的方式。他认为这是第二代门票，门票设计考虑到了游客收藏门券的需要，特意留出一截副券，这种设计和检票的方式给收藏门券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还说在门券收藏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说现在我们别再抱怨撕副券是野蛮行为，那一部分应该给人家留下。

 第三种是打孔的方式，当时主要是指塑料券，没想到延用到后来的纸券上。这种方式得到了收藏者和检票员的认可，前者可得到相对完整的门劵，后者感觉劳动强度也不大。

 最后一种是盖章式检票，主要是指石林的照片券。进门时在券的后面盖上当日的参观纪念章，不但有纪念意义，还显得特别的文明。假设石林照片检票采用以上任何一种方式，特别是第二种，哪还会有今天的收藏热度。应该感谢石林照片券的设计者和当时的管理者，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藏品。

 谢谢大家的关注，原谅我的信口开河，下一篇和我一起走进《旅游与收藏》的第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