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童年往事

不堪回首的童年往事

刘 铭 元

    每逢看到父亲和八路军干部这张发了黄的合影老照片（见照片一，左为父亲，右为八路军），童年时和父亲被关进日本监狱的情景立刻浮现眼前，几十年了，仍然历历在目，不堪回首。每逢提笔欲言，却都又辍笔于泪水中。

    2015年，我局开展“离退休人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征文活动”，我虽年愈八旬，决心重新提笔，控诉日本的罪行，同时歌颂那位八路军和父亲的友谊。我的征文《不堪回首的童年往事》被评为优秀征文，并制牌展出（见照片二，笔者在展牌前）。

    2019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我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在抗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我又欣赏了这枚“为抗战胜利阅兵”参观券（见照片三），又有了决心，对《不堪回首的童年往事》进行了修改，今展示给各位朋友。

    我家住冀东还乡河东岸窝洛沽东门外，1944年就解放了。那个年代，八路军到各村开展工作，都是由村干部往各家派饭。那年，下半年的一天，村长通知我家，中午有位八路军干部派我家来吃饭。每逢派饭母亲都会做好吃的好好招待。中午时分，一位身穿灰军装的中年人走进我家，刚刚坐下，他就提起我父亲的名字，“刘济川是你们村的吗?”母亲听后有点诧异的说：“他是我当家的”，又重复说：“是孩子的爸爸”。“他现在在哪？赶紧把他找回来”。当父亲一进屋，那位八路军干部几乎是嚷着说：“刘大哥！”父亲一见到他，也高声喊到:“戴老弟！”哥俩抱在一起痛哭流涕。“没想到我们还能活着见面！”“在这儿见面是托共产党的福！”

    哥俩边吃边谈，还喝了点小酒。这位八路军干部名叫戴宝春，是我父亲被关在日本监狱时的狱友，是那时交的生死患难的朋友，后来戴宝春成了常驻我们窝洛沽镇的军代表，离得近了，哥俩时常联系，成了亲戚式的朋友。

    父亲是位小商人，如何在日本监狱交上了这位八路军朋友的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那年，在北平的大哥（堂兄）结婚，父亲带着我和堂弟去参加婚礼，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参加婚礼后，父亲因常在天津趸货，交了些朋友，于是带我俩在天津玩了一天，开开眼界。就在我们排队准备上火车返里的时候，两个戴墨镜、礼帽的人，突然冒出来，把我们硬拉上了人力洋车，说有事一会就回来。

    那两个人把我和弟弚带进一个大院的大厅，里边还有身穿黄衣服的日本人，让我们把口袋的东西包括参加婚礼给的礼钱，都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连腰带也让解下来，我俩非常害怕，这是让干什么呀！11岁的农村孩子哪见过这场面，并且问我们：“你们知道这儿是哪吗?”我俩都说“不知道”，“告诉你们这是日本宪兵队，你们一定要说实话。”特别问起父亲在天津给我俩买的两双回力牌球鞋，硬说父亲给八路军买的，如果承认是给八路军买的，马上放你们回家，不然就关监狱。我俩都说是给我们自己买的，一个日本人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你们试试穿着合适吗?”我俩都说：“买时要的是大一号的，球鞋耐穿，我们脚长得快。”他们不相信，就这样，真的把我们哥俩关进了监狱。一个身穿黄色衣服的日本兵把我俩带进一排很长的平房，平房内顺着方向用木板隔了一道墙，形成走廊，横着方向隔成一小间一小间的“小屋子”，每间“小屋子”中间开一个很低很低的铁栅门，进出都得大猫腰，还都用大铁锁锁着，那个日本兵打开了靠外边的一间“小屋子”，硬把我推了进去。里边上下左右都是光光的木板墙，连窗户都没有，高高的屋顶只有一盏小电灯，这就是牢房啊!里面有三位长着长长头发、长长胡子的成年人，很吓人，我哭了，那三个人很好，不断安慰我。弟弟被关进另一间牢房。自从进那个大院，我就一直没有见着父亲。

    晚饭是每人一碗黑乎乎的大糨粥，我哪有心思吃呀！那三个人马上端过去分着吃了，还说：“谢谢小兄弟。”弟弟一直在哭，喊着找哥哥，过了两天，他们把弟弟领来关在了我这间牢房，弟弟才安定下来。我们兄弟俩还被过了两次堂，连哄带骗，要不就是拍桌子瞪眼，还打了我两耳光，打得我头晕脑胀，在我俩身上没得到什么，只好放回牢里关着。

    后来，我发现父亲就关在我们靠最里边的牢房，拉去过堂，能听到唤我父亲的名字，父亲走后，我俩就开始站在铁栅门前等父亲回来。每次回来都一瘸一拐的，衣服上还沾着血迹，我总是眼泪汪汪。

    在监狱的日子吃不饱，睡硬板地，大小便都在牢房的木桶里。每天上午、下午有两次到院子里放风时间，但人与人都不能讲话，四周都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进行监护。

    这一切的一切，刻骨铭心的铭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日本的罪行，在我脑海中，一生也挥之不去。总不堪回首那段童年往事。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有一个认识我父亲的人，当时只知道他不是好人，以后才知道那是一个日本特务，两次向父亲借钱，都没有还，第三次又来借钱，父亲是小本生意，一来手头不富裕，二来也不愿意再借给他。他怀恨在心，硬说父亲私通八路，球鞋是给八路军买的。这才有在天津火车站被捕的那一幕。

    家里千方百计凑钱，总算放了我兄弟俩，父亲则一直被关在天津警备区宪兵队监狱。

    父亲三天两头受审，每次受审回来都不想再活下去了。一天，同牢房推进来一位全身血迹的中年人，一进牢房就倒在地板上，一动不动，死人一般。同牢房的人都围上前，有的小声呼喊，有的掐“人中”，有的摸额头：太烫了，是发高烧。当那位中年人苏醒过来后，他有气无力的告诉大家，他是一名八路军，无论怎么用刑他都没有一点口供，现在又得了“打摆子”（疟疾）高烧不退，他生命旦旦一息。父亲小声告诉他：“我也得了“打摆子，吃了两粒金鸡纳霜，是特效药，好了。还有两粒本想吃了巩固巩固，现在不吃了，给你吧，和你说句心里话，我不想再活了，每次过堂不是灌凉水，就是压杠子，实在受不了了。”那位八路军虽然有气无力身体虚弱，但还是坚持和父亲盘谈，他说：他姓戴叫宝春。又知道是老乡，就劝我父亲，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寻短见，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我们要好好活着，我们出头报仇的日子不会远了。父持坚持让他吃下这两粒金鸡纳霜，后来他的“打摆子”病就好了。戴宝春激动的对父亲说:“刘大哥，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从此，哥俩在牢房互相体贴，成了好朋友。

    长话短说，有一天，戴宝春对我父亲小声的说：今天日本鬼子要把咱们押送日本下煤窑当苦工，傍晚上轮船，这是个逃跑的好机会，别怕抓回来，抓回来死了是中国鬼，到日本是死路一条，不能死在日本当野鬼。你会浮水（即游泳）吗?父亲说不会，父亲问：“你会吗?”他说他在水里能唤气。他鼓励父亲，不会浮水也得想法跑，这样吧，当有人喊“有人跳水了”，日本兵肯定开枪，现场大乱，你借机跑掉，不要命也要跑。父亲问他：你呢?他说等他们开枪，我半里地都出去了。后来，那天傍晚，果然要押送了，日本人还把全牢房的人都剃了眉毛，防止逃跑，父亲凭着对天津的地理环境熟，借着天又黑，在码头大乱时顺利的跑掉了，在朋友家借了幅墨镜，换了衣服连夜逃出了天津卫，在外地避了一阵风，知道家乡解放了才敢回家。他们哥俩一别，就再也没音信，也不知道生死，直到这次戴宝春担任常驻我镇的军代表，这才有他们哥俩见面的那一幕。

    现在，日本以安倍晋三为首的右翼分子不以史为鉴进行反省，反而我行我素，多次对日本在二战中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否认和开脱，还千方百计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复活军国主义，这是我们绝不能答应的。我们中华民族，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三光政策”之害绝不能重演。抗战胜利已经75年了，但不管再过多少年，我和父亲在日本监狱那段惨痛的往事，永远也不会忘记，一定把日本在中国的滔天罪行告诉我的后代和现在的年轻人，教育他们勿忘国耻，爱党爱国，好好工作，只有国家强盛，老百姓才有尊严，才有好日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