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文和他的油画《开国大典》多舛的命运

我收藏了二枚不同时期的印有著名油画《开国大典》的门券，一枚是北京1999年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发行的旅游纪念券，票价三十元，票面主图是《开国大典》油画（图一）。

另一枚是郑州市委老干局等四家单位2002年为庆祝建党81周年，纪念延安《讲话》发表60周年《伟人丝织像、美术作品展》免费参观券（图二）。

这枚参观券与简介连印在一起，相当于A4纸大小，其上印有《开国大典》油画。起先，我是把这两张门券分别放在两个册子里，最近整理有关毛泽东的革命史门券时，才把这两张门券放到了一起。放在一起细细品味，两相对比发现了问题，1999年北京发行的纪念券上,《开国大典》油画上的人物，与郑州发行的参观券上的人物不已。按北京纪念券画面上的人物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等十人，而郑州参观券简介上的《开国大典》油画人物缺了一人，站在最右边的张澜身后的高岗不见了。是印错了吗？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漏印。是另有一种《开国大典》油画作品吗？没有依据。这一疑问我久久不能释怀。几经查阅资料悉知，原来其中有一段让人匪夷所思的历史。

据史料介绍：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的党庆节日，中央决定举办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举办党庆画展。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其中有巨幅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知名教授董希文。董希文接到任务后，通过对开国大典的电影、摄影、图片资料的研究，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采用一种表现派和现实派相结合的大胆的艺术处理手法，按自己的理解去选择画面构图。董希文先画了一张草图，有两个创造性的突破：一个是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里，而右边是广场群众，另外一个是，草图抽掉了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的一根大红柱子，使广场显得更为开阔。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有失平衡，但却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经过多方征求意见，获得了批准。董希文在北京西总布胡同一间普通的房间里，以高昂的热情、精湛的艺术技巧，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独立创作出了革命历史油画《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作为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作为歌颂新中国成立的世纪杰作，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开国大典》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称赞。毛泽东称赞《开国大典》“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自豪地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它问世后，《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画（图三）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课本。

然而，世事沧桑风云突变。《开国大典》完成后才三年，就发生了“高饶事件”。作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高岗于1954年初被撤销职务，8月自杀身亡，此后又被开除出党。鉴于此情，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因为高岗站在前排最边上，为了不使画面损坏，董希文在其它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的画像，就是上述的图二。这是第一次修改，《开国大典》的第二稿。1959年，建国10周年邮电部发行《开国大典》邮票选用图案就是经过修改去掉了高岗后的油画。

1967年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上去掉刘少奇。这个修改工程就更难了，因为不是简单地去掉一个人，而且要另外补上一个人，还要牵动旁边的人。更为难的是，董希文此时已得了癌症，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但体力衰弱，实在难以负担这样繁重的精神和体力劳动。然而他仍然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图四）这是第二次修改，《开国大典》的第三稿。

 文革后期，又有人想抹掉画面中的林伯渠伯(1945年以来的政治局委员），因为他在延安时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这时董希文已去世，就找到了靳尚谊，靳尚谊不忍修改原作，就重新复制了一幅，这是此画的第四稿。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刘少奇的平反，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很遗憾，等到刘少奇得到平反昭雪之日，董希文已不幸逝世，他再也不能亲自在《开国大典》上恢复刘少奇的形象了。因董希文的原作在“文革”中蒙受不实之词的连累，作了很大的改动，难以恢复原貌，董希文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动。博物馆只好委托著名画家靳尚谊修改，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复制品的《开国大典》，而原作则永远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了。

作为一幅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主题的政治绘画作品，人们欣赏《开国大典》，正是因为它形象地揭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新世纪。它不仅鼓舞了中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震撼着世界人民的心坎，为新中国从此屹立于东方而同心欢庆。但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画中人物的命运就决定了此画的命运，同时又牵涉到画家的命运。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开国大典》这幅画被迫数次修改，这在绘画史上是少见的。其作者董希文因这幅作品而声名鹊起、名扬全国，也因这幅作品而在“文革”中遭到打击迫害，饱受政治磨难。

《开国大典》油画和其作者历经风风雨雨的磨难，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下显现出不同的面貌，它是特殊时期被扭曲的艺术和政治关系的最有力的证明，是共和国历史的见证。

（编者注：文中图三为原版画，图二为董希文修改抹掉高岗版，图四为董希文修改抹掉刘少奇版，图一为靳尚谊委托其学生二人临摹复制版）

                                          西安   宿景周   2009年7月15日

【责编：王建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