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券的起源及演变

“门券”一词及其实物竟源于何时，一直为收藏者所关注，并有多种说法；在查阅和掌握了一些相关资料后，笔者愿就此与同好研讨。

汉语工具书中，最权威、最完备的要算80年代陆续出版发行的《汉语大词典》，遗憾的是，却查不到“门券”的词条，更不要说“旅游门券”了。倒是有“门票”一词的解释，但仅有“门票即入场券”六个字。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博券[古器物]中的“中国古代节符牌券”为门券的起源勾画出大致的轮廓。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调兵遣将以及用于各种事务的一种凭证。用金、铜、玉、角、竹、木等不同原料制成，如兵符、虎符等。战国时期除秦称“符”，齐楚等国均称“节”符节种类甚多，形状各异，用途有别，如用以征免税收、发兵作战、驿传邮递、供给食宿等。古籍《周礼·地官·掌节》载：“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门关用符节……”。汉代虎符沿袭秦制，唐代改用鱼符，武周一度用龟符，二者皆可系佩，与牌无异，宋以后皆用牌，唐代鱼符不仅表示身份，亦有其使用范围。据《大唐六典》记载：太子用玉质鱼符、亲王用金质鱼符，官员用铜质鱼符。鱼符有用于调动军旅，更易守长的鱼符，有用于标明官员身份的随身鱼符。还有用于出入宫门、开关宫门的交鱼符、巡符鱼等。随身鱼符在当时很受重视，它是官员出入宫禁、防止伪诈的凭证，永徽二年（651）开始向五品以上的京官颁发，本以去职或亡殁，便须收缴。垂拱二年（686）以后，地方的都督、刺史也可佩带。将鱼符袋饰以金银系于腰间，名鱼袋更成为官员身份尊显的一种标志。北宋时期，封建制度日益完备，符牌作为严格、系统的识别标志融会到封建王朝的管理体系之中。明朝对官吏所佩带的腰牌亦有严格规定。《明史·舆服志》载：“武臣悬带金牌”。“指挥佩金牌，双云龙、双虎符。千户佩镀金银牌，独云龙、独虎符。百户素云银牌符”。“皇城九门守卫军与围子手，各领勇字号铜牌”。《会典》又载：“文武官出入禁门带牙牌，有执事、供事、朝参之别。执事、供事者、皆届而领，如期而缴。帷朝参牙牌，得朝夕悬之”。“凡文武朝参官，锦衣卫当驾官，亦领牙牌，以防奸伪。洪武十一年始也。其制，以象牙为之，刻官职于上。不佩则门者却之，私相借者论如律”。“牙牌字号，公、侯、伯以勋字，附马都尉以亲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坊官以乐字、入内官以官字”。真可谓：侯门似海，大内森严，“无牌不许擅人”，宫廷门卫认牌不认人。中国近代著名考古、金石学家罗振玉（1866—1940）所编各类器物图录为数很多，堪称近代金石学家中的集大成者，他所编著的《历代符牌图录》不仅收录了“宋资政殿范仲淹牌”，也为门券的起源提供了诸多实物依据：如明代“锦衣卫朝参官牙牌”上刻“朝参官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与“出京不用”字样。到了清代，腰牌的作用已到了具细的程度，如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制造，内务府颁发的第一百号腰牌，不仅用途为内务府堂上，且使用者姓名、年龄、面部特征都制于牌上（无独有偶，现在一些景点用电脑将旅游者画像扫描在门券上），《汉语大词曲》对腰牌的解释可谓准确：“旧时系在腰间证明身份的牌子。常用作出入备查的通行证”。此前一年（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京师官立大学堂举办联合运动会，其入场券恐怕是现存最早的门券实物了。

徽章与门券亦有渊源关系，尽管《战国策》有关于徽章的记载，但与近现代徽章的意义大不相同，徽章源于欧洲，伴随着炮火硝烟进入中国。清朝政府为适应对外交往和与国际礼仪接轨的需要，于1882年2月7日（光绪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批准了《宝星章程》1911年（宣统三年）批准了《勋章章程》，此后，北洋政府、南京民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勋章制度。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服饰文化紧跟时代潮流，徽章亦不例外，徐珂《清稗类钞·服饰·徽章》中说：“今谓凡可旌别之记号者，曰徽章，常用者以金银铜为之，暂用者以绸缎为之”这说明清末民初，徽章的功能和作用已不囿于颁奖的需要，而广泛用于身份，出入的凭证。这种佩带胸前的标志比旧时系于腰间的符牌进步得多。

门券的另一源流是请柬。封建社会，私家花园甚多，但都不对公众开放，官绅名流聚会、游园赏花，少不了请柬相邀，请柬的这种观览游园作用仍保持至今。类似门券的作用，古籍中还有一些零星记载，比如：朝山和寺庙拜佛“买门”、“香税”等，但尚不足以正源流，其余如“谒”、“纸”、“刺”、“贴”、“状”等，与当今名片无异。

门券（门票）的大量出现也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北京三贝子花园（今动物园）于5月20日向公众开放并发售门券，仅10月13日慈禧太后70寿辰这天，游客就达五、六千人。辛亥革命后，皇家园林、名胜古迹、博物馆、公园相继对公众开放，门券的使用就更为广泛，尽管名称不同，但入门凭证的作用是一致的。民国时期门券记载颇多，但保存至今的实物却非常有限，怪不得收藏者孜孜以求。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民国门券为少数收藏者所收藏。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成市如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曾使用过的金属门券，便是借鉴了古代钱币与近代徽章的材料和形状而制作，这充分显示了金属门券在五、六十年代作为代价币和入门凭证的作用，这也是金属门券同时受到门券、钱币、徽章收藏爱好者重视的原因。

综上所述，无论是古代的符节、腰牌、或是近现代的出入证、门券，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它们作为入门凭证的作用没有变，但使用者及其使用目的却发生了变化。

(此文原载<门券博览>2009年夏季号，感谢宿景周先生传递稿件---本网编者)